六耳小熊按：本文原文发表于《文汇报》2001年11月9日。

近代上海科技出版的启示

邹振环

　 　一个展示中国科技出版百年历程的大型展览，将于11月10日在上海书城拉开帷幕。由市新闻出版局主办的“科技出版百年回顾展”，将展出近150年上海出 版的有代表性的科技图书2000余种，其中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珍贵科技书刊800余种。这些生动直观的实物和图像，再现了科技出版在现代史上发挥的重要影 响。《文汇报》特邀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环教授撰写了此文，带领我们对近代上海的科技出版作一次激动人心的回顾。 ——编者

　　1843年 上海正式开埠后，很快从一个中等县城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重要贸易港口，跃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进而又发展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经济中心和科学出版的中 心。尽管在近代中国的许多城市中，也有各种出版科技书刊的书局、书庄和书社，但没有一个城市聚集过像上海一样众多学养丰厚的科技译作者群体，形成类似像上 海一样发达的出版机构和如此兴旺的读书市场。上海科学出版者创办的报刊、出版机构，数量之多为其他任何城市所远远不及。

　　墨海书局：该馆用耕牛来牵引铁制印刷机器，上海人对此感到特别惊奇

　 　晚清的半个世纪里，“格物之学”的出版一度是学术出版的“显学”，引导过思想界的革命。而上海则充当过中国近代科技出版的摇篮。1843年底上海正式开 埠，1860年代前申城在科学出版方面最重要的据点是墨海书馆（LondonMissionarySocietyMissionPress）。“墨海”在 中国是砚的别号，创办人麦都思的宏愿是要使墨流成海、书之成林，为此麦都思还自号“墨海老人”。该馆为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最早的机械印刷设备。上海人对该 馆用耕牛来牵引铁制印刷机器感到特别惊奇，孙次公的《洋泾浜杂诗》中留下了他写的赞美诗：“车翻墨海转轮元，百种奇编宇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垅重 书田。”就在这一用老牛拖拉的印刷机里，诞生了近代科学出版史上几个重要的第一。15卷本《几何原本》，250年前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只是前6卷，后9 卷第一次就是在该馆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合译的；他们俩合译出的英国数学家棣么甘的《代数学》，是我国第一部符号代数学读本，论述了初等代数、指 数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他俩还合译出《代微级积级》，创立了第一个由330个英文数学名词及译名构成的对照表，把解析几何与微积分第一次传入中 国。李善兰还与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合译出英国植物学家林利所著的《植物学》，这是近代第一部介绍西方的植物学著作，包括了植物学的基础理论和近代西方植物学 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第一部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有系统的光学专著《光论》等。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梁启超、蔡元培、张元济等都是该馆科学译著的狂热书迷

　 　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代工程师徐寿、华蘅芳等是通过阅读墨海书馆的科技译著成长起来的。徐寿成了19世纪下半叶上海，乃至中国最大的科学出版中心---江南 制造局翻译馆的创办人。1867年至1907年间该馆共译刊了近200种科学译著，占了当时全国出版物总数的34%。包括《地学浅释》（今译《地质学原 理》），《代数术》、《微积溯源》和伽罗威的《决疑数学》，都是当时输入中国的欧洲权威的新科学知识。

　　这些科技译著在中国近代思想界 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康有为把介绍地质学的演化和自然变迁的渐进观点、述及了拉马克、达尔文学说的《地学浅释》，列在自己《桂学答问》一书“西学”篇的卷 首。梁启超、蔡元培、张元济等都是该馆科学译著的书迷，曾狂热地选购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我们可以在谭嗣同的《仁学》中找到该馆出版的化学译书中有关“以 太”、“质点”、“原质”等新的名词和概念；同样，在章太炎的《菌说》、《原变》等文中，我们也能找到《地学浅释》等西书对他思想产生的深刻影响。这些译 书为这批从传统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许许多多新的知识点和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新角度。

　　马克思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 动作用的革命性力量。而科学传播在近代中国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书刊出版进行的。近代上海科学期刊作为科学传媒，在科学技术与社会公众之间，起了双向介导的 作用。中国第一本科学期刊《格致汇编》是1876年在上海创刊的，发行量曾达到每期4000多册。1898年商务印书馆也曾印行过科普刊物《格致新报》， 以后又和《益闻录》合并出版《格致益闻汇报》。这种与民众展开科学知识对话的传统从近代起一直延续到现在，1933年中国科学社创刊了《科学画报》，用通 俗生动、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最新的科学成就，成为我国历史上刊行时间最长的综合性科普杂志。

　　商务印书馆：直到1949年解放，毛泽东还在提起汉译《科学大纲》

　　讲述百年间科技出版史，我们就不能不谈商务印书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前半叶的上海科技出版，没有一章可以不写到商务印书馆。

　 　作为20世纪初上海、乃至中国最大的科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区别于当时不少小的出版社，它不仅仅追求商业利润，而且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建树。在世 纪之交推出了一批具有相当质量的西方科学译著。其中最突出的是严译名著和五四时期成功地推出“共学社丛书”，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克尔的一元哲学和罗 素的数理逻辑等。1902至1950年共出版图书15000余种，其中自然科学、应用技术读物占1/3。代表性的科技工具书有《动物学大辞典》、《植物学 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地质矿物学大辞典》等。1923年起该馆推出由留美学生胡明复、秉志、竺可桢、杨铨等为主体译出的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博 物学家汤姆生主编的4卷本高级科普巨著《科学大纲》，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就是商务印书馆热心的读者，他收藏有不少该馆出版的自然科学书籍，其中就有汉译《科 学大纲》，直到1949年解放，毛泽东还记得这套书，并称从中得到过许多知识。

　　近代上海科学出版史清楚地表明了，科学出版是上海自晚 清以来吸收域外文化对话的前沿阵地，不同空间的跨文化科学交流使上海成为融合、更新和创造新文化的大熔炉。科学是鲜活的生命，只有通过交往、交流和对话才 能活跃而不致僵化，输出和输入是科学活力的表现。古代中国曾经将自己的四大发明和众多的科技成就输出到东方和西方，近代中国也曾积极地引进西方的科学，与 西方的文化进行对话。没有交往，技术就不能创新；没有交流，科学就会停滞不前；没有对话，文化就会失去它的生命力。这是近代科技出版史所给予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