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纪念刘鼎专辑》

曾 江 栗延文同志：

你们好！偶然看到贵刊由你们编辑的《纪念刘鼎专辑》第一版，对于刘鼎为革命事业和机械加工工业奉献的一生作了清晰的描述，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刘鼎是很值得我们后人尊崇和纪念的。

我原是中国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刘鼎作为三机部（航空部）副部长多年主管我所工作。因为工作和家庭关系，我和他有过一些接触，对他很敬重。在庆祝我所成立45周年之际，我曾写了《人物四忆——真诚回忆 深切怀念》，纪念为我所做出奉献的人们。其中一篇即为纪念刘鼎而作。现将该文转发给你们，供你们再版时参考。祝你们工作顺利，顺颂

编安

          中国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

                       嵇钧生  2008-08-29

通信处：100076 北京南苑东路5号2-丁-101

电  邮：E-mail:jmsjjs@126.com

注：

    原文《真诚回忆 深切怀念》共写了四人，是为了纪念中国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303所）成立45周年而写。这是该文与刘鼎有关的第四部分:

四．作为技术专家的刘鼎副部长

前面我写了三位已故的，对精密所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老同志，他们是许多领导、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典型代表。现在我想以一个普通技术人员的身份对原三机部副部长刘鼎同志写上几句。因为精密所的建立和发展都得到过他的直接指示和领导。

我认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知道刘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假日，当时我去看望我的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伯父。在那里见到一位身材不高，操四川口音的客人，伯父让我叫他“阚叔叔”，后来我知道，他就是刘鼎同志（刘鼎原名阚尊民）。当时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以长辈的身分问了问我以及学校的情况。他们谈话内容多半是二十年代革命历程的叙旧和当年的革命战友，还谈到了苏联以及西安事变，当时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注意。

后来我到三○三所工作，听到他名字的次数多起来了。1962年10月我所召开建所一周年积极分子大会，他和何华生司长到会作报告，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后来虽常有一些见面的机会，甚至还一起拍过照片，但由于我的个人性格，我不愿意去打扰他，便从不向他提起。不过我从此比较注意他。他给我的印象是，他不但是一位平易近人、能力很强的领导干部，还是一位业务熟悉、知识丰富的技术专家。

60年代初，172厂总师陆颂善同志去英国考察，回国后建议把光学工具法装配飞机型架列为重点工艺改造项目进行研究。当时主管我所的三机部刘鼎副部长便指示我所研制推广。后来所里把任务交给我负责，刘鼎也不时会问起工作的进展，但我没有直接去和他接触。

一次，他在华侨饭店顶层的会议室对部属厂所的领导干部做关于技术革命的报告，所里也给了我票，让我去旁听。他除了一般性地谈部里的形势和任务外，重点地谈技术革命问题，谈到了当年他在德国学习的情况，也谈到了在东北某厂主持研制万吨水压机的故事（当时国内研制了两台万吨水压机，一台由一机部部长沈鸿负责，另一台由刘鼎负责），特别强调科学试验的重要性，对我很有启发。以后我们在进行光学工具技术的研制任务时，也特别注意下厂试验，与工人和技术人员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飞机型架装配工艺的技术改造做出了贡献。

我和他接触时间最长的一段时间是在1978年3月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就在那次被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关于“科学是生产力”的报告。还提出了“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的伟大号召。

那时我和张彦仲同志作为“先进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大会，当时张彦仲38岁，我42岁，是三机部代表中年岁相对年轻的了，于是开会时，三机部代表团的一些事务性工作都交给了我们，同时我们还要特别关照那些部长等老同志的生活，安排他们的活动。这期间我和刘鼎几乎天天在一起。一次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嵇直？他当即说怎么会不记得，我们是二十年代起的老同志了。于是我便提起五十年代在西城大观园我伯父嵇直家中见到过他的事，还说到我是他下达的光学工具技术研究课题的负责人。他说，你以前怎么不对我说，还对我保密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四人帮”施行的文化禁锢政策，文化生活十分贫乏，除了一些样板戏和少数几个反复放映的革命电影外，其他都被禁止了。为使代表轻松些，大会便经常在晚上组织专场电影，放映一些其他影片，很受代表欢迎。

但刘鼎却几乎从不去看，而是每天都要散步很长时间，我便经常陪他一起散步，倾心交谈。他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因“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多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然而凭着革命信念，他坚持每天原地活动，保持了身体健康。他和我谈了许多西安事变的故事，说他那时是张学良的副官，却是共产党派去的，张学良也知道他的身份，他成了东北军与共产党联络的桥梁。他还和我谈起他如何组建我党的第一支摩托车队，并将这些同志送到新疆学习飞行，后来许多人成为我党空军的骨干。他还讲了二十年代在远东中苏边界参加叶剑英同志领导的红河练兵的事，那时我的伯父嵇直也参加了。总之，他告诉我许多他亲历的革命史实，讲述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使我对他革命的一生深感敬佩。这是一些极为宝贵的革命历史回忆，对我也是一个了解革命历史的十分难得的机会。但可惜的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没有作记录，以致一些具体的人和事现在已经淡忘了。

会议期间，他还给我看了他起草的一份关于发展航空工业的建议书，充分表现出一个革命老干部对航空工业的无限热爱、无限负责的精神。

1984年3月29日，他以航空工业部顾问、中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委员及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名誉理事的身分，以八十多岁的高龄视察了我所，书写了“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努力提高航空精密机械制造技术和精密测试技术水平”的题词，最后一次为我所的发展作了重要指示。

1986年7月25日刘鼎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从青年时代起，刘鼎就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解放后，他把精力投入了国防工业，特别是航空工业，对航空科研和生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把一生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

作为三○三所的顶头上司，他直接领导了三○三所的科研生产工作，我们将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