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金属加工》创刊60周年

　　60年前的10月1日，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迎来一周岁生日的时候，一本以交流机械制造生产实践经验为主要内容的期刊问世了。作为新中国机械制造行业最早创办的期刊之一，当年的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同志对她的问世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在亲自撰写的发刊词结尾中祝这本刊物“前程远大”。

　　令人欣慰的是，60年后的今天，这本期刊没有辜负老部长和广大读者的期望，坚持宗旨，矢志不渝，与时俱进，长盛不衰，以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辉煌业绩独领风骚，成为当今金属加工领域最受读者喜爱的品牌期刊。

　　这本刊物就是——《机械工人》，2008年起更名为《金属加工》。

　　60年来，《金属加工》记录了新中国金属加工技术发展的轨迹，浓缩了金属加工行业发展的历史，承载了一代又一代金属加工人的梦想和希望。60年来，《金属加工》累计出版了1000余期，总发行量超过1亿册，集几代人智慧、心血和汗水，铸就了“一部伟大的机器”，留给世人“一部机械制造技术的长卷”。

　　作为这一代办刊人员，我们为有幸成为她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不辱使命的责任感更使我们不敢有须臾的懈怠。记得1998年6月，我们机械工业出版社为加快推进期刊产业化发展的步伐，改变了十几本期刊一个部门管理的体制，机械工人杂志社作为独立运营的部门应运而生。我就是在那时有幸加入到了这个光荣的集体，和大家一起开始了以现代办刊理念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改革创新之路。随着对《机械工人》了解的不断深入，我和许多后来人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她在行业的巨大影响。特别是2000年《机械工人》创刊50周年时，许许多多的读者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我们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以各种方式表达出对杂志的深厚情谊，这些都给了我们莫大的鼓励，增强了前进的信心。

　　创刊50周年时的情形还历历在目，这10年的奋斗历程亦如白驹过隙倏忽而过。10年来，我们以“办读者喜爱的媒体，做社会尊重的企业，为制造业创造价值”为己任，坚持“以实用性为主，来源于实践，服务于生产”的办刊方向，在继续报道大量实用性技术文章的基础上，紧密结合行业热点及读者需要进行了许多深入的主题策划；广泛参与行业重点活动，拓宽了信息资源渠道，加强了与行业组织的合作，密切了与行业、企业和读者的关系；充分利用杂志强大的品牌影响力组织了许多高水平的行业活动，“机电产品用户系列调查”、 “用户满意的机电产品品牌”评选、“全国数控大赛技能人才培养及数控技术发展论坛”、“船舶焊接高峰论坛”、“航空航天金属加工技术交流会”等一系列大型活动，对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建立了读者俱乐部，采取“邮发、自办和免费赠送的复合发行模式” 多方式、多渠道地为广大企业和读者提供高效的服务；同时充分利用庞大的高质量的读者群优势，为企业提升品牌、提高产品知名度、促进销售以及为读者了解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建立了畅通的交流平台，成为连结供需双方的桥梁和纽带。

　　2008年，为进一步及时传播行业信息、反映行业变化，同时为使刊名更加清晰地揭示50多年一直服务的金属加工领域，有助于企业及读者准确地选择，《机械工人》正式更名为《金属加工》，冷、热加工两刊同时改为半月刊出版。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杂志与历史一脉相承、与潮流与时俱进的新时代的到来。

　　2010年10月1日，《金属加工》将迎来创刊60周年的生日。我们希望通过开展“记录金属加工60年”主题征文活动、表彰优秀读者、举办知识竞赛、出版60年内容光盘、召开60周年纪念大会等一系列活动与大家一同庆祝共同的节日，一同见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从《机械工人》到《金属加工》，60年激情岁月，60年辉煌成就，60年时光流转，60年深厚情谊。风雨兼程一甲子，长盛不衰六十年，这一切，都将激励着我们向着下一个六十甲子、向着美好的未来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衷心感谢60年来所有关心和支持《金属加工》成长的朋友们。在新年到来之际，我代表杂志社全体同仁祝大家虎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金属加工杂志社社长　栗延文

齐重数控苦练内功为跻身世界一流装备企业增码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这篇陈然烈士的《自白书》，是我们那个时代传颂的诗篇。他被杀害时，年龄不足26岁。在小说《红岩》中，他叫成岗，是与人们熟知的江姐和《挺进报》联系在一起的。《挺进报》有一位幸免于难者，他是编辑和刻版人，日后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建功立业，名叫蒋一苇。

　　1978年改革伊始，尤其需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跟于光远说起办刊的事儿，据传于光远说：“有个人才，不知你敢不敢 用？”他所谓的人才者，蒋一苇是也。要论办刊，蒋一苇确是专家。1949年3月，他进入北京三联书店，主编《科学技术通讯》杂志。1950年科学技术出版 社成立，他担任社长兼总编辑。马洪是爱才之人。1978年9月，蒋一苇被调进社科院工经所，担任副所长，并筹办一本经济管理类综合性刊物。只两个月的功 夫，他就推出了1979年1月15日的 《经济管理》创刊号，发行量达到4万-5万份，很快又上升到10万份、20万份。

　　1979年，酝酿城市改革。但从哪儿开始？怎么改？当时有三种意见：一是“条条为主”，由中央各部为主集中管理；二是“块块为主”，以省、市、 自治区为主分散管理；三是“企业为主”。蒋一苇称这三种意见分别为“国家本位论”、“地方本位论”和“企业本位论”。他主张“企业本位论”，认为经济改革 归根到底是要解放生产力，生产力不在中央，也不在地方，而在企业。因此，改革要从企业改革开始，把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区分开来，确立企业应有的自主权。 1979年春，他完成《企业本位论》初稿，作为内部资料送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参阅；6月，以《企业本位论刍议》在《经济管理》杂志发表；8月，《人民日 报》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发表了摘要。最终修订稿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0年创刊号上。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已经开始了。1979年7月国务院还发布了5个扩权文件。当时的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回忆：“那时候，我们对改革开放没有 思想准备，许多问题还来不及仔细研究思考，就事论事，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但总觉得这些措施缺乏理论根据，所以落实起来也是困难重重。 ”正在这时，他读到了《企业本位论》，说：“如获至宝！”，“他在理论上阐明了这一问题，使扩大企业自主权有理有据，理直气壮。”而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 张劲夫此时正在主持草拟一份 《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蒋一苇的观点也令他受到启发，“《初步方案》中虽然没有采用‘企业本位’的名词，其实际内容是体现了‘企业本位’精神的。”

　　值得注意的是：蒋一苇说的是确立企业自主权，而不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批评的声音也很多。蒋一苇的学生周绍朋清楚地记得蒋老师曾对他说：“他们也不看我写了什么，就望文生义。‘左’的也批我，‘右’的也批我。难道 说，金本位、银本位也是本位主义？”在周绍朋看来，他所谓企业本位，是讲了一个基准。先给企业定性定位，再按此设计宏观经济体制。

　　不是天上掉下个 《企业本位论》，它是厚积薄发之作。

　　1952年底，蒋一苇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做政策研究室主任，每年有半年调研；1959年，他被划为“漏网右派”，开除党籍，降职降级降薪， 下放到郑州第二砂轮厂当翻砂工。他曾颇为骄傲地跟人说：“我最大还当过车间主任呢！”后来到企业整顿办公室，给全厂制定了500多项规章制度。“文革”期 间写过一部20万字的 《企业管理概论》书稿。1977年，他又被借调回一机部搞企业整顿。因此，他对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中国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其根本 一点，就是让企业成为企业。说“企业本位”，就像说以黄金作为货币的本位。它不是从现代经济学中来，而是从蒋一苇的头脑中来，那是他的语言。

　　其实，人们对于《企业本位论》的历史地位至今也估计不足，而企业本位至今也没有确立。

　　1979年，蒋一苇重新走上舞台时已经59岁，到了将近退休的年纪。然而，这才是他“挺进”的开始。他要把积蓄的思想释放出来，把劲儿使出来；他要创新、创建、创立。

　　下转46版

　　上接43版

　　让我来大致清点一下蒋一苇创建的事业吧：

　　1978年，《经济管理》月刊；1979年，经济管理杂志社；1980年，《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 中国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1983年，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1984年，《中国工业经济学报》（后更名为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月刊；1984年，经济管理出版社；1985年，《少年经济学家》杂志；1988年，《改革》杂志；1988年，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和 中国工业经济研修中心；1989年，综合开发研究院；1991年，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从1978年秋天到1993年1月去世，14年时间，他几乎一年创建一个事业。还有一个特点是，他往往自己不当头儿，而是请 薄一波、吕东、马洪等人来挂帅。人说：“蒋老师，你干了这么多大事，是造船匠。造一次让人家开走一次，你自己什么都没有啊。”蒋一苇笑笑说：“那行，下次 再造一艘，谁也不让他开，咱自己开。”这一次就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他亲自当会长。

　　这些事业，都被蒋一苇干到了轰轰烈烈。

　　周绍朋回忆蒋老师教导：“写文章要么让人痛，要么让人痒，最忌讳的是不痛不痒。所谓痛，就是要击中要害，所谓痒，就是要说出别人想说又没有说出 的话。”有记者来访，蒋一苇拿出复写纸，让记者在一旁等，写完了一扯二份，记者拿走一份。他说写文章一是要自圆其想；二是要自圆其说（话）；三是要自圆其 写。

　　1985年，蒋一苇65岁时卸任社科院工经所所长。

　　重庆筹建社会科学院时，力邀蒋一苇。1986年11月蒋一苇给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壮志未酬这几个字，是肺腑之言，表达了您和我的心声。的确，我们这一代人（当然不是所有人），从革命到建设，很少有什么个人之计，无非想做点事以振兴华夏，但艰难曲折，难以想象。直到今天，仍然困难重重，但毕竟迎来了一个有可为的春天。但年龄又到了限额。”

　　这是他的心愿，也是他的心结。就是抓紧时间为这个国家做事情。

　　他又开始挺进了。1987年，他担任重庆社科院院长，随后创办《改革》杂志。

　　学生对他的印象是，“他这个人几乎不休息”。还有人说他“烟不离手”。当人劝他要注意身体、细水长流时，他答：“我要有水快流”。

　　1991年，蒋一苇被确诊患肺癌。他说，“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从参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这一生闯过许多次生死关，一次次都过来 了。同我在一起的陈然、江姐，为了革命，早早的就牺牲了。他们被关在敌人的监狱时，知道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在走向刑场时还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 号，但是他们没有过上一天新中国的幸福生活。我是个幸存者，比起他们，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要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人的生命意义 不在于活着，而在于活得有意义”。直到临去世时，他还感叹：“遗憾的是要做的事太多太多，而时间又太少太少了。”

　　蒋一苇说过，我不是科班出身，人家是理论联系实际，我是实际联系理论。在生命垂危时，他还说，我们搞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两支队伍结合，一支是联系实际的理论队伍，另一支是能够并且善于联系理论的实践队伍，特别是领导队伍。

　　另一个学生郑海航提示了一个关键点：“蒋老师每提出一个理论见解后，一是往下走，在实践中检验；二是往上走，去说服有关部门的领导，变成国家的政策。”

　　其实，中国改革就是靠着这样一些人从中上下联络、推动出来的。

　　蒋一苇是一位瘦削、和蔼、耐心的人。从他的外貌上，你完全看不出有什么能量，正如张劲夫所说：“在这瘦小的身躯里怎么会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是因为他有一颗为振兴中华、为人民过富裕幸福生活而奋战拼搏的坚贞忠心、热烈爱心”。

　　我想，一个人持久的魅力必然和精神、道德相联系。蒋一苇是改革事业的先驱者，他却没有享受改革带来的物质成果，并且对此还根本不在乎。刚到工经 所时，所里住房困难。蒋一苇和老伴、小孙子就住在办公室里，在走廊上用煤油炉做饭，一住就是4年。后来，才分到古城一套三间的住房，但那个时代所谓三间一 套，他的书房兼卧室依然小得难以转身。周绍朋说：“他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他有那么大名声，住的条件却那么艰苦，一谈起学术来没完没了。他对各式各样的 人都非常好。”

　　这让我禁不住想起1947年，他和陈然办《彷徨》时合作的《论气节》：“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舍己为人、舍生取义，为万民、为真理与正义”，“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

　　1985年我考进所里的研究生时，蒋老师已不担任所长了。算起来，见他的面和听他讲话一共也没几次。但是，我和那些师长师兄们一样，也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

　　1993年1月25日蒋一苇去世，时年72岁。很多人从全国各地——包括曾在工经所工作过的朱基总理——都来参加遗体告别，悼念这位一生挺进的《挺进报》人。

　　君子之诺，开启新中国科技出版的序幕

　　1950年7月1日，陈元直先生应蒋一苇先生之邀共创国内第一家新型的专业科技出版社——科学技术出版社。1952年， 科学技术出版社划归第一机械工业部，并与上海迁京的生产与技术社合并更名为机械工业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建立，开启了新中国科技出版的序幕，也为陈老 搭建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这一君子之诺顺应了历史变革，陈老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百废待兴的新纪元，陈老找到了献身祖国建设的人生坐 标。

　　陈老的选择使得新中国的科技出版战线上多了一员宿将，也为新中国科技出版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一缕春风。

　　巨笔如椽，描绘出最新、最美的蓝图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面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建设环境，如何定位新中国科技出版工作的宗旨是摆在陈元直先 生面前的必答题。凭借其一贯的革命本色和务实精神，陈老给出了毋庸置疑的答案，那就是更好地服务于国内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社之初，陈老就充分意识到出版规 划是整个出版工作的灵魂所在。为此，他亲自率领相关编辑人员深入工厂、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了解读者的需求，征询专家的意见。经过分析研究，于1954年7月制订出国内科技出版领域的第一个图书选题规划。在这一规划的指导下，机工社陆续向市场推出了2000多种图书，这批图书被读者誉为“雪中送炭”，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建章立制，技术创新和科学工作齐飞

　　为保证图书质量，建社伊始，以蒋一苇先生和陈元直先 生为核心的老一辈出版工作者根据编辑工作流程的特点，制订了一系列保证出版工作质量的规章制度，如“编审”制度、“四校付型”制度和“样书检查”制度等。 这些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在当时的出版界均处于领先地位，也为新中国出版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无穷的活力。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校对员唐佩卿于1953年发明了“折校法”和“五字一断法”（将原稿字句和标点，每五字一断，打乱原词意，保证了校对的质量），当时即经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迅速推广到全国出版行业；1954年，设计绘图员吕品创制“制版缩尺”（又名“出版比例尺”），迅速在出版界普及、推广。技术创新、科学工作之风在出版界馨随云扬，带动了新中国出版业快速、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诚信持家，彰显出版良心

　　“衡量一个出版社业绩的大小，不能只看出了多少书、赚了多少钱，主要是看出版了多少传世佳作。”“出好书”是陈元直先生一贯的奋斗目标和价值体现。20世纪50年 代，有不少读者来信反映《铸钢学》、《苏联热处理工作者手册》的翻译质量差，陈老闻讯后如坐针毡，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全面检查，结果发现错误确实严重。 他当即采取措施，登报公开向读者道歉，并立即通知新华书店停售，请读者和书店把版权页撕下来办理退款手续。这是我国出版业中首次对图书采取“召回制”，充 分体现了陈老在管理方面雷厉风行的作风和诚信经营的本分，同时也彰显了其出版大家的风范。

　　桑榆未晚，致力于推动科技兴国的步伐

　　夕阳未必逊晨曦，火 红晚霞更照人。离休后的陈老主动承担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的评选工作。在具体的评选过程中，陈老力倡改革评选办法，制订较为具体的评选标准，从评委和图书两 个方面严格把关。评选工作坚持质量标准和民主评选相结合的原则，贯彻不以“人”选书、不以“资历”选书的精神。就是在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的影响下，全 国优秀科技图书评选活动成为国内举办最早、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重大评书活动之一。在这一活动的推动下，全国多家出版单位均设立了优秀出版物基金，从而 在更大的程度上促进了优秀图书的出版工作，促进了人类智慧的积累和传承，推动着科技兴国的步伐。

　　陈元直先生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他对新中国科技出版事业的理解，他那种“愿为老马，力尽余热”的工作态度感动着每一位出版同仁；他和善处事的人格魅力，至今犹令出版同仁怀念。

《金属加工》（原《机械工人》）创刊于共和国元年——1950年10月1日，
为新中国六十年来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作为机工传媒、机工社现在各类期刊中创刊最早的期刊，责任尤其重大。
我们在工作之余，也有意识地回顾研究本刊六十年走过来的道路，总结其中的经验，为杂志以后的发展服务；同时，也进而研究机工六十年来代表性重要期刊的一些历史，以供机工传媒的发展提供材料。

值此六十大庆之际，我们把收藏的机工期刊的创刊号大略展示一下，既给机工传媒的同事们参考，也给关心机工传媒发展的朋友们欣赏。大致有：
之一，序言；
之二，1949年10月1日《科学技术通讯》创刊号（附：《工业技术通讯》1952年改刊号）
之三：1950年10月1日《机械工人》创刊号
之四：《机械译丛》1952年创刊号
之五：《工业会计》1952年创刊号、1983年创刊号
之六：《机械工业》1953年创刊号
之七：《生产与技术》1950年1月改刊号
之八：《铸工》1952年创刊号